阎步克先生是我在北大最为尊重的老师。一九七七年，二十四岁的阎先生放下在黑龙江某国营工厂车间里的工作，报名了刚刚恢复的高考。我入学燕园的时候，阎老师已经在北大钻研学问将近三十年了。

阎先生是杆老烟枪，又经常做学问做到废寝忘食。如果你在他的中国古代史课堂上坐得稍稍靠前，就能看清他清峻的五官、惨白的面庞、销瘦但挺拔的身躯，和一双布满血丝但如利刃般凌冽的眼神。 一次讲到长平之战，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卒。先生脸色严峻了下来，他停顿了许久，说：「这些是活生生的人，她们有着自己的生活、父母、子女、爱人和无数故事。他们不是阵亡数字，不是王侯将相炫耀累累战功的数字。其他人可以把这看做功勋伟业看做一串串数字看做是笑谈，但你们是历史学专业，未来的历史学家，你们不能忘了此刻，在面对杀人盈野流血漂橹的暴行时，你们感受到的悲愤。」言罢阎先生转过身去，身体微微颤抖，摆了摆手说下课休息十分钟的吧。我们知道他不想让我们看到他哭了。我感到动弹不得，长时间愣在那里，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满脸都是眼泪。 后来听到一个故事：当年有一个席卷全国的「保持党员先进性」的运动，简称「保先」，具体就是读文件、开大会、领会精神，然后向组织提交保先报告。阎先生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但提交的报告却被说是思想不够深刻被驳回；阎先生又连夜肝了一篇仍然被驳回。第三次，阎先生交了一张纸，没有深刻的精神领会，没有任何主义和思想，只有四个大字：义无再辱。

组织大为震恐，乖乖接受了这个报告。而阎先生的目光依旧冷峻，点上烟继续做他的学问了。

「义无再辱」是王国维遗书中的一句话。

一九二七年，时值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势如破竹。沿途很多德高望重的学者与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因观念不合而惨遭杀害。清帝国的立宪进程终结于辛亥革命，而北洋政府的立宪进程终究没有兑现，数十年来的政治共识还没有形成，而文化上的共识形成更是看不到半点希望。那个能破解甲骨文奥秘、写出巨著《人间词话》的天降奇才王国维，无法承受也无法理解这个风雨飘摇的诡异时代。他向朋友借了五元钱，雇了辆车前往颐和园，走向昆明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遗书中第一句话：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王国维至死没有任何遗产，而只剩下那堆满了破屋的书籍古卷。他在遗书中将这些书籍托付给他在清华的同事吴宓和陈寅恪。

而他们彼时正在引领着清华的剧变。当年向全世界宣战的大清政府惨败于八国联军，并在《辛丑条约》中向八国支付巨额的赔偿金以补偿义和团的暴行对外国使节造成的巨大上海。随后的很多年，美俄法英日比六国纷纷将庚子赔款退回用于支付中国年轻人前往本国留学及建立各种教育基金会。而美国的庚子赔款则有一部分用于兴建作为留美预科学校的清华。直到今天，这部分的庚子赔款所设立的基金会仍然在资助国立清华大学。1925年，清华学校从中学转向大学。而吴宓先生主导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是一次里程碑事件。

中国传统知识的沉淀极其丰富，然而知识的丰富不等于治学方法同样经得起推敲。旧的治学方法除了做足了咬文嚼字的功课外，就只剩下士大夫们的循环论证与无病呻吟。这就好比明明有绝世珍贵的新鲜食材，却用生了锈的厨具去烹饪，看为暴殄天物。而清华国学研究院则是汇集了当时东西皆通的最闪耀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用现代的学术方法开始重新整理与审视传统中国的文化积淀。而这些大师们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了数代学者——在战火连天的中国，这些关于中国文化命脉的知识传播到了台湾、日本、香港等地，最终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那场中国文化的旷世劫难之后，重新回到了中国大陆。

将王国维介绍给吴宓的胡适先生，并没有加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他留在了另一块真理的乐土，北京大学。不同于完全西式的清华学校，北大脱胎于旧式学究气满满的朝廷机构——京师大学堂。而立校十余年后，那浑身的腐朽之气与贪污腐败的教职人员，让这所国产大学近乎毫无建树。

1916年的寒冬，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一位极具视野的学者成为了北京大学新校长。他叫蔡元培。从晚清的进士到国家最高教育长官的经历，让他能比任何学者都能站在更高的视角去看待教育的意义与方向。蔡元培先生动用了几乎所有的人脉资源，汇聚天下英才于北大。并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作为重生的北京大学的一条铁律。在蔡元培的北大，官僚被禁止干预学校事务，只有教授才有资格治理学校；没有年级之分，所有学生都可以随意选课；校外的好学之人，如果愿意来听，北大的门向他们大开。这种年级观念薄弱，跨学科选课毫无限制，旁听生任意进出北大课堂的自由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北大。

而北京大学的课堂也恐怕是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火药味最足的课堂。在北大，每一天都在上演着无数场课堂上的激辩，教授当堂受到学生尖锐的挑战更是家常便饭。1917年，一个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的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忐忑不安地站在讲坛上教授《中国哲学史》。他的犀利的观点和一反常态地抛弃尧舜禹与三皇五帝，直接从周代讲起，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震荡。学生在课堂上的激烈争锋一度让课程无法继续。直到学生中的一位极其有治学威望的年轻人，赶来听了一课，与闹事的学生说「这个老师虽然读书不多，但他走的路是对的，咱们不能闹」。这位年轻的老师才稳住了他的北大的地位。这个老师的名字叫胡适，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而那个让他能留在北大的学生名字叫傅斯年，后来的台湾大学校长。

而百年来，北大自由的风气，造就了一批批最头铁的校友。一直令无数官老爷们头疼不已。蔡元培担任校长十年，一共递交辞职信八次。他的辞职会带来群情激奋，从而向政府施压——在蔡元培和北大师生的眼中，只有实现下面这些条件，他们才不会走上街头甚至以命相搏——学术独立于政治、教育行政独立于政治、教育财政独立于政治。思想不自由，活着就没有任何意义。而直到二十一世纪，北大的校友依然是最难伺候一批刺头——如果北大有丑闻，校友们第一个就要跳出来骂，生怕全世界人民不知道。无论校方如何想和稀泥，头铁的北大校友就会与北大校方对峙到人尽皆知。真理不辩不明，你若是堵上我的嘴，我就赌上我的命。

残破的中国暗夜无光，然而这些时代的英杰流光溢彩。

虽然这辉煌的文化勃兴很快被更大规模战争与动乱干扰，二十世纪早期的华人群星，有的在战争中殒命，有的背井离乡前往海岛终老一生，有的留了下来却被革命小将们迫害致死。 然而再锋利的屠刀都无法杀死已经被启蒙的思想，再寒冷的冬天都无法扑灭已经燎原的星火。

「大美华夏」的最后一期标题叫做「国士无双」。这国士并不仅仅指的是民国年间的学术大师们。而我们愿意将所有这十二个意象中那些问月的诗人、秉笔直书的史家、救亡图存的贤士等都看做是这无双之国士。 因为，华夏文明，不属于帝王家，不属于庙堂间，不属于某个静止的瞬间，也不属于某一块被政客们划定的地盘。这大美的华夏文明存在于每个心中有火眼中有光的华夏子孙的头脑里、灵魂里、气质里，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分割的。

侨居他乡无法回归故土的余英时先生，说出了这一批批无双之国士的心声： 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