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为了避免让人认为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或是多余的问题，我打算从《剑桥近代史》第一版和第二版中各自引用两个具体的段落作为我的文本来进行解释。这里是阿克顿在1896年10月给剑桥大学出版社董事会就他本人编辑这部著作的工作报告：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以对绝大多数人最有益的方式记载19世纪要流给后世的知识……依据明智的分工，我们应该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会使每一个人都熟悉最新的文献，都熟悉国际研究的最新成果。

我们这一代人是不能达到终极的历史(Ultimate History)；不过，既然我们可以得到所有的材料，解决每一个问题也已成为可能，在历史研究这条道路上以不同的方式到达我们的目的，因此，我们可以抛弃传统的历史（Conventional History)。

版总导论中对阿克顿及其合作者的或许有一天会出现的这种“终极的历史”信仰加以评论，并继续写道：

晚近历史学家对这种看法并不抱有幻想。他们期待他们的工作不断地被超越。他们认为通过一代代心灵流传下来的往昔知识已被他们“加工过”，因此，不可能有任何没有经过改动而保持原样的、与个人感情无关的细微材料……解释似乎是无止境的，一些没有耐心的学者求助于怀疑主义，或者说至少求助于这样一种学说：既然全部历史判断都涉及不同的人和不同的观点，而且此人的观点与彼人的观点又各有千秋，因此，并不存在“客观的”历史事实。

专家们彼此激烈争执的地方，正是需要特别研究的地方。我希望我足够跟得上时代，认为写于19世纪90年代的任何东西都必定是没有意义的。但我还不会超前到认为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任何东西都是有意义的。实际上，你可能已经想到，这类探询极易偏移到一些事情上面，这些事情比历史本质这一问题更为广泛。阿克顿和乔治•克拉克爵士之间的冲突反映了这两代人之间的这一段时间之间，我们总的社会观已经发生了变化。阿克顿说出了充满自信的信念，这是晚期维多利亚时代头脑敏锐的自信，而乔治•克拉克爵士言辞则反映了“垮掉的一代的困惑及其思绪纷乱的怀疑情绪。当我们尝试回答“历史是什么”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答案在有意无意之间就反映了我们自己在时代中所处的位置，也形成了更广阔问题的一部分答案，即我们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我并不担心我的研究主题在精心的探究之下似乎显得很不重要。我仅仅担心的是，我是不是很专横地把这一问题扩展到如此宽泛、如此重要的地步。

19世纪是一个注重事实的伟大时代。“我想要的” ——《艰难时世》中的葛擂硬先生（Mr. Gradgrind）说——“是事实”……生活中所需要的仅仅“是事实”。19世纪的历史学家大体上同意葛擂硬先生的这一说法。19世纪30年代，当兰克（Ranke）合理地反对把历史当作说教时，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仅仅如实地说明历史而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却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德国、英国甚至法国的三代历史学家都像念咒语似的吟唱具有魔力般的“如实地说明历史”的词语向历史这一战场进发——这一口号就像大多数咒语一样，编制出来就是为了免除吟唱者独立思考所带来的令人心烦的重负。实证主义者极力宣称历史是一门科学，对这种事实的崇拜施加了极大的影响。实证主义者说，首先确定事实，然后从事实中得出你的结论。在大不列颠，这种历史观正适合那里的经验主义者传统，这一传统是自洛克到伯特兰。罗素的英国哲学主流。经验主义者的知识理论预先假定主体与客体之间是完全分离的。像感觉印象一样，事实从外部世界影响着观察者，事实是独立于观察者意识之外的。接受的过程是被动的：接受了事实之后，然后才可以以事实为依据行事。《简明牛津英语词典》，这是一本有用但又具倾向性的经验主义学派的著作，就把事实定义为“与结论完全不同的经验资料”，这样一来便把这两个过程清晰地区分开来了。这或许可以叫作对历史的一般看法吧。历史由一大堆已经确定的事实构成。历史学家可以在文献、铭刻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那里获得事实，就像在鱼贩子的案板上获得鱼一样。历史学家收集事实，熟知这些事实，然后按照历史学家本人所喜欢的方式进行加工，撰写历史。阿克顿的史学趣味是一丝不苟的，因此在他看来史学应当实事求是。在他给《剑桥近代史》第一版编撰人的指示信中，宣称了这样的要求：“我们笔下的滑铁卢必定要使法国人、英国人满意，同样也要使德国人、荷兰人满意；假如不看撰写者名单的话，就没有人能够分辨出牛津主教是在哪儿停笔的，也不能分辨出是费尔班（Fairbairn）还是噶斯奎（Gasquet），是李伯（Liebermann）还是哈里森（Harrison）接着写下去的”。就乔治•克拉克爵士而言，虽然他批评了阿克顿的观点，但他本人还是把历史中的“事实的硬核”与“裹在外面的、果肉似的、有讨论余地的解释”进行对比——或许他忘记了果子的果肉部分比硬核部分给人的好处要多得多。首先要弄清

你的事实，然后冒险投身于解释的流沙之中——这是经验主义的、凭借常识的历史学派的金科玉律。这让人想起伟大的自由主义新闻记者斯科特的名言：“事实是神圣的，解释是自由的。”显然这是行不通的。我也不会就过去知识的性质进行哲学方面的讨论。为了当下的目的，让我们假设凯撒渡过卢比孔河（Rubicon）这一事实和屋子中央有一张桌子这一事实是同类事实，或者说是可以比较的种类，这两件事实以相同的形式或以可以比较的形式进人我们的意识之中，就知道这两个事实的人而论，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客观性特征。但即使是在大胆的、同时也并非不可信的假设之下，我们的论据也会立即陷人这样的困境：并不是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过去的事实也并没有全部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来处理。区分历史事实与过去其他事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什么是历史事实？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更加仔细研究的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根据通常的看法，有一些基本的事实，这些事实对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相同的，因此，也可以说这些基本事实构成了历史的基本框架——比如黑斯廷斯战役（Battle of Hastings）发生于1066年这一事实。然而这种观点还要从两个角度加以考察。首先，历史学家主要关心的并不是这一类事实。毫无疑问，知道这场伟大的战役发生在1066年而不是1065年或1067年，发生在黑斯廷斯而不是发生在伊斯特本或布赖顿是很重要的。历史学家千万不能把这些事情弄错。但是当提出这类观点的时候，我想起了豪斯曼的评论：“精确是职责，不是美德。”赞扬历史学家叙述的精确，就像赞扬建筑师在建筑中适当使用了干燥的木材，合理地运用了混凝土一样。这是进行工作的必要条件，却不是本质功能。历史学家恰好在这一类问题上有权依赖所谓的历史“辅助学科”——考古学、铭文学、钱币学和年代学等等学科。并不要求历史学家具备特殊的才能，可以像相关专家一样能够鉴定陶器或大理石的来源和所属时期，解读让人费解的铭文，或者为确定一个精确的年代而必须进行庞大的、精心的计算。这些对于所有历史学家都一样的所谓基本事实，通常属于历史学家的那类原始材料，而不是历史本身。第二个必须考察的是，构建这些基本事实不是依据这些事实本身的任何特性，而是依据历史学家“先验的”(a priori) 而决定。不管斯科特的座右铭如何，今天所有的记者都知道左右舆论最有效的方式是对事实进行适当的选择与排列。过去常说，让事实本身说话。当然，这话是不确切的。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秩序说话或者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我想，这犹如皮兰德娄中剧中一位人物所说的，事实像一只袋子——假如你不放进一些东西，袋子就不会站起来。我们对1066年发生在黑斯廷斯的这场战役之所以感兴趣的惟一原因是因为历史学家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正是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目的来选择凯撒渡过溪流卢比孔作为历史事实，可是此前此后有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渡过这条溪流，却丝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半个小时以前，你步行，或骑自行车，或乘车去这座建筑物，这一事实和凯撒渡过卢比孔河一样是关于过去的事实。但是历史学家或许会忽略这一事实。塔尔科特·帕森斯教授曾把科学称为“以现实为认知方向的、精心选择的体系”。或许可以更简练地表达这句话。就历史而言，尤其如此。历史学家当然对事实有所选择。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独立于历史学家解释之外的信念是一种可笑的谬论，但这也是一种难以根除的谬论。

让我们看一看仅仅是一件过去事实转变为历史事实的过程。1850年在斯塔利布里奇•威克斯 (Stalybridge Wakes)，一位卖假货的小商贩因小事发生争执，结果竟被一群疯狂的暴徒蓄意踢死。这是一件历史事实吗？一年前，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这不是”。这是一位目击者在一些不知名的回忆录中所做的记载；不过我从没有看到有哪位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值得一提的事件。一年前，基特森•克拉克博士在其牛津大学之福特演讲（Ford Lectures) 中引用了这一事件。这就使这一事件变为历史事实了吗？不，我还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一事件目前的身份是有人推荐它进经过挑选的历史事实俱乐部。现在仍需附议者和保证者。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在今后的几年间，这一事实首先会出现在有关19世纪英格兰文章和著作的注释中，然后又出现在正文中，再经过20年或30年，这或许会成为一个毫无疑义的历史事实。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或许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一事件，这样的话，这一事件就会落入关于过去的非历史事实的深渊之中——基特森•克拉克博士极力想从这非历史事实的深渊中拯救出的事件。究竟是什么力量决定了两种情形之中的哪一种情形会发生呢？我认为这将取决于基特森•克拉克博士所引用的这一事件是不是可以说明克拉克的主旨或证明克拉克的解释，而别的历史学家也认为这一引用是有效的、有意义的。作为可做事实的这一事件将呈现出解释的问题。这种解释的因素渗人历史的每一个事实之中。

可否让我提起一件个人记忆中的事情呢？好多年以前，当我在这所大学学习古代史的时候，我曾做过一个专题研究“波斯战争时期的希腊”。在我的书架上有我收集的15本或20本著作，并理所当然地认为与我研究的主题相关的全部事实都保存在这些著作之中。我们可以假定——这也几乎是完全真实的——这些著作包括了那时所知道的关于这一课题的全部事实，或者当时可能知道的所有事实。不过，我从没有想到去探询是什么样的偶然事件或是什么样的消耗过程记录了这些经过筛选的事实——这是从曾为一些人肯定知道的堆积如山的事实中的筛选，最终幸存为历史事实。我猜想，甚至在今天古代史、中世纪史仍然是令人着迷的一个领域的原因是：它给了我们一种我们已经拥有的全部事实全都可供处理的错觉，在这里，令人心烦的历史事实与关于过去的其他事实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因为已知的这些不多的事实全都是历史事实。就像对这两个领域都做过研究的伯瑞所说：“古代、中世纪史的文献记载到处是漏洞。”历史一直被叫作一具缺少许多零配件的、巨大的钢丝锯。但是主要的麻烦并不在于漏洞。我们有关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描述所存在的缺陷主要并不是因为由于偶然因素而丧失了许多细微文献，更多地是由于这幅画面主要关注的是雅典这座城邦中为数不多的一小群人。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在雅典公民看来是怎样的，我们知道得很多；可是在斯巴达人、科林斯人、底比斯人眼中的雅典是怎样的，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更不用说波斯人，或者说奴隶，或者说那些居住在雅典的非雅典公民是怎样看待雅典的了。我们关于雅典的印象是为我们预先选择好的，预先决定了的，而且与其说是偶然事件决定的，不如说是由人决定的，这些人有意无意之间地受一种特定观点的影响，而且认为支持这一特定观念的事实是值得保存的。同样，当我读现代人所写的中世纪历史的时候，知道现代人笔下的中世纪人特别沉溺于宗教，我就在揣摩我们是怎样知道的，这是不是真的。我们所知道的作为中世纪史的事实几乎全部是由一代代编年史家为我们选择好的，这些人的职业就是专注于宗教的理论与实践，因此认为宗教是至高无上的，记录一切与之相关的事，而别的东西就显得不重要了。1917年革命摧毁了俄国农民宗教虔诚信仰的形象。中世纪人虔诚信仰宗教的形象——不管这一形象是否真实——都是摧毁不了的，因为几乎所有关于中世纪人形象的事实都是由相信这一形象也想让别人相信这一形象的人预先为我们选择了的，或许我们可以在大量的其他事实中找到与之相反的证据，不过这些证据已无可挽回地丢失了。昔日一代代历史学家、抄写员和编年史家那不可抹杀的影响已决定了过去的模式，要想翻案，谈何容易。“我们所读的历史”，身为中世纪史专家的巴勒克拉夫教授写道，“尽管基于事实，但是严格地说，根本不是事实，只是一系列已经接受下来的判断”。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近代史家所面临的不同的，但同样严重的困境。古代历史学家或中世纪历史学家或许会感激岁月所带来的巨大的筛选过程，这使得他们可以得心应手地处理那些大量的易于处理的历史事实。就像里顿·斯特拉奇诙谐地说：“无知是历史学家的第一要素，无知可以让人简单、明了，也可以让人有所选择和省略。“当我受诱惑，有时也确实羡慕从事古代史写作或中世纪史写作同事的巨大才能时，我会在这种反思中找到慰藉，这些历史学家之所以能耐如此之大源于他们对研究的主题无知。近代史学家并不欣赏无知自身所蕴涵的优势。他必须为自己培养这种无知的意识——越这样就越接近他自己的时代。他有双重的任务：一方面，要发现少数意义重大的事实并把它们转变为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把许多影响不大的事实当作非历史加以摈弃。这恰好与19世纪的异端思想相反，这个异端思想就是认为历史由最大量无可辩驳的、客观的事实编纂而成。任何屈服于这种思想的人要么把历史当作一件不好的工作加以放弃，沉溺于集邮或其他爱好古董的方式，要么积劳成癫，在疯人院终其天年。正是这种异端思想在过去的百年间对近代历史学家产生了如此毁灭性的影响，以至于在德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出版了一大批，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大批枯燥无味、满页事实的历史著作和专门至极的论著，也造就了一批未来的历史学家，他们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内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最终无影无踪地消失在事实的汪洋大海之中。我想正是这种异端思想——而不是那种断言忠于自由主义与忠于天主教教义之间的冲突——使作为历史学家形象的阿克顿遭到了挫败。阿克顿在其早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他的老师多林格尔“没有完全的材料，他是不会写作的，而对他而言，材料永远是不完全的。”阿克顿在这里肯定为自己预先做了一个判断，也是给一位历史学家的那种奇特现象预先做一个判断，许多人认为这位历史学家是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建立以来最杰出的主讲人——但是，他不写历史。在阿克顿去世后不久出版的《剑桥近代史》第一卷导论注释里，他哀叹着压迫在历史学家身上的要求，“大有迫使他从一位学者变为百科全书编纂者之势”，阿克顿说这话的时候，实际上也在写下自己的墓志铭。一些事情已经出现问题了。这一问题在于信仰历史的基础是不厌其烦地、无止境地积累核心事实，信仰事实自身可以说明问题，我们绝不嫌事实之多，这一信念在当时显得如此千真万确，以致几乎没有历史学家想到还有必要——今天仍旧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没有必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历史是什么？

19世纪对事实的顶礼膜拜由对档案的顶礼膜拜而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并得到合法的证明。档案就是事实圣殿中的约柜。虔诚的历史学家恭敬地接近这些档案，以敬畏的语调谈论这些档案。只要你在档案中发现是如此，那无疑便是如此。但是，当我们认真研究这些档案的时候，这些档案——这些法令、条约、地租账簿、官方报告、公文、私人信件和日记——究竟会告诉我们什么呢？没有什么档案告诉我们的东西要超出这些档案作者所想的——他想象中的己经发生了的事情，他想象中应该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只是他想让别人知道他想象中的事情，甚至只是他自己认为他想了的事情。如果历史学家不研究这一切，不解读这一切，所有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不论出自档案与否，在历史学家能够以任何方式使用它之前，则必须由历史学家来加工这些事实：假如我的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么历史学家使用这些事实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加工利用的过程。

让我举一个碰巧熟稔的例子来生动地说明我打算说的话。当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斯特雷泽曼于1929年去世时，他身后留下大量的——满满300箱的——官方、半官方以及私人的文件，这些文件几乎全与他担任六年外交部长的职务有关。他的朋友和亲属自然会认为应该建立一座石碑来纪念这么伟大的人物。他忠实的秘书伯恩哈特接手了这一任务，三年之内出版了从300箱中精选出来的、内容丰富的三卷文件，并冠之以引人注目的书名《斯特雷泽曼的遗产》(Stresemanns Vermachtnis）。在通常情况下，文件本身会在某一地窖或阁楼中腐坏掉，从此永远消失；或者，也可能在一百年之后，有那么个有好奇心的学者碰巧遇到了这些文件，并把这些文件与伯恩哈特编辑过的文件加以比照。已发生的情况比这更富有戏剧性。1945年，这些文件落人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手中，政府给这些文件拍了照片，并把这些影印胶片存放在伦敦的档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和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供那里的学者使用，因此，假如我们有足够的耐心与好奇心，我们是能够发现伯恩哈特究竟做了些什么。他所做的事既不特殊，也不惊人。当斯特雷泽曼去世的时候，他的西方政策似乎已经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签订了洛迦诺公约、德国加人了国际联盟、道威斯一杨格计划（Dawes and Young Plans）和美国贷款、协约国军队自莱茵河地区的撤退。这似乎就是斯特雷泽曼外交政策中重要的、值得赞扬的部分；伯恩哈特选本过分着重突出这一部分，这是极其自然的事了。另一方面，斯特雷泽曼的东方政策，他跟苏联的关系似乎并没有在任何地方产生特别的效果；既然谈判只产生一些微不足道的结果，那么有关谈判的大量档案就不太吸引人的注意力，况且这些档案并不能增加斯特雷泽曼的声望，因此选择的过程是更加苛刻的。事实上，斯特雷泽曼更加不断地、也更加焦虑地投人精力关注与苏联的关系，从总体上来看，德苏之间的关系在其外交政策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重要性超出了伯恩哈特选本的读者的想象。但是我想，伯恩哈特所编辑的这几卷文件，跟坊间出版的、为一般历史学家所盲目信赖的许多档案选集相比较起来，还是较好的。

我的叙述并没有结束。伯恩哈特的选本出版后不久，希特勒便上台了。在德国，斯特雷泽曼这个名字陷人被遗忘的状态，这几册书也就淡出了流通领域：一些版本或许是绝大多数版本想必已经销毁了。今天，《斯特雷泽曼的遗产》一书是极其少见的书籍。但是，斯特雷泽曼在西方世界的声望还是很高的。1935年，一位英国出版商出版了伯恩哈特著作的节译本——伯恩哈特选集的选集；大约省略了原书的三分之一。一位著名德国译者萨顿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译者在该书英译本前言中解释说，“略做压缩，而且仅是省略一些对英国读者或学生来说意义不大……或者不太有趣的东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伯恩哈特选本中本来表现不多的斯特雷泽曼的东方政策，在读者眼前就更加退居次要地位了，苏联在萨顿的选本中只是作为一个偶尔出现且不受欢迎的、闯入斯特雷泽曼大占优势的西方外交政策的不速之客罢了。不过，这样说肯定没有问题：除少数专家外，都认为是萨顿而不是伯恩哈特——更不是那些档案本身——向西方世界表达了斯特雷泽曼的真实想法。假如这些档案毁于1945年的大轰炸，假如剩下的伯恩哈特的选本不出现，人们会从不怀疑萨顿的真实性和权威性。由于缺乏原件，历史学家心怀感激地接受印刷本档案选集，而这些选本并不比上述那个选本更加可靠。

不过，我还是想更深入一步讲述这个故事。让我们暂且把伯恩哈特、萨顿放在一边，我们还要感激的是，假如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查阅这位参与过当代欧洲历史中一些重大事件的重要领导人的真实档案。档案究竟告诉我们些什么呢？特别重要的是，其中包括斯特雷泽曼与苏联驻柏林大使的几百次谈话以及与契切林的二十来次谈话记录。这些档案有一个共同点。它们表明斯特雷泽曼在这些谈话中处于重要地位，而他的发言毫无例外地提得又好又切中肯綮，而他的对话者的发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则是空泛的、混乱的、毫无说服力的。这些档案并没有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只是告诉我们斯特雷泽曼心里所想的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他想要别人想象，甚至他自己想象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不是萨顿，也不是伯恩哈特，恰恰是斯特雷泽曼本人开始了这一选择过程。比方说，如果我们拥有契切林关于这些同一会谈的记录，我们从这些记录中所获知的也只是契切林想象中的事情，真正发生的事情仍旧有待于历史学家用心去建构。当然，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事实与档案是本质的东西。但是不能盲目崇拜事实与档案。就其实质来说，事实与档案并不构建历史；它们本身也不为“历史是什么”这个烦人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

就这一层面而言，我愿就为什么19世纪历史学家对历史哲学不感兴趣这一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历史哲学这一术语由伏尔泰创造，人们自那以后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假如我使用这一术语，我便认为它的意义就是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对于西欧知识分子来说，19世纪是一个散发着自信与乐观的、令人轻松自在的世纪。从整体上看，事实符合人们的要求；对这些事实提出疑难问题，并回答这些疑难问题的倾向相对来说也比较薄弱。兰克虔诚地相信只要他管理好事实，神圣的天意就会管理好历史的意义略带现代犬儒主义味道的布克哈特（Burckhardt）则说道：“不会有人向我们传授永恒智慧的意图。”巴特菲尔德教授迟至1931年显然非常满意地指出：“历史学家很少反思事物的本质，甚至很少反思其自身研究主题的本质。”但是，在我之前担任这个讲座的罗斯博士的批判则较为公允，就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爵士的《世界危机》（World Crisis）加以评论这是丘吉尔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本书——该书在人物个性、生动活泼、感染震撼方面绝不逊色于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但有一个方面稍逊一筹：丘吉尔的书缺乏“历史哲学”。英国历史学家不愿意总结意义，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历史不存在意义，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历史的意义是含蓄的、不言自明的。19世纪的历史观是自由主义的历史观，这与自由竞争的经济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一种沉着的、自信的世界观的产物。每人恪守其职，那只看不见的神秘之手就会管理着整个世界的和谐。历史事实本身就是至高无上事实的明证，这就是亲切地、仁慈地朝向更高境界永无止境地迈进。这是天真的时代，历史学家行走于伊甸园之中，没有哲学这块布来遮身，赤裸且大方地站在历史这座神衹面前。自那时以来，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罪恶（Sin），也体验到堕落（Fall)；今天，那些佯称要摈弃历史哲学的历史学家就像一群裸体主义者一样仅仅在尽力但徒劳且忸怩地在郊区花园里重建伊甸园。今天已经没有人能够逃避这一棘手的问题了。

在过去的五十年期间，人们已就“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做了大量的、严肃的研究。是德国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从而颠覆了19世纪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安逸局面，是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首先向历史事实处于首位、历史事实处于自主的原则发起了挑战。现今，人们仅记得为数不多的提出挑战的哲学家名字：狄尔泰（Dilthey）是其中的一位，最近在大不列颠得到了认可，虽然略显迟晚。进人20世纪之前，仍旧极度繁荣且信心十足的大不列颠没有注意到那些攻击事实崇拜的异教徒。但是，到了20世纪早期，当这把攻击事实崇拜的火炬传到意大利时，这里的克罗齐开始陈述一种历史哲学，显而易见，这种历史哲学深受德国大师们的影响。克罗齐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意味着历史的本质在于以当下的眼光看待过去、根据当前的问题看待过去，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记录，而在于评价；因为，假如历史学家不评价的话，他又如何知道哪些东西值得记录呢？1910年，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故意以挑衅的语言论说：“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在他创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并不存在。"这些挑战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只是在到1920年之后，克罗齐的思想才开始在法国和英国取得很大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或许并不是克罗齐的思想比他的德国先驱更深刻、更有文采，而是因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事实在我们眼中再也不如1914年之前那些年间可爱了，我们也因此更加愿意接受一种有意贬低事实威望的哲学了。克罗齐对牛津大学哲学家、历史学家柯林武德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后者是本世纪对历史哲学做出重大贡献的、惟一的英国思想家。柯林武德身前没有完成其计划中要写的系统论著；但是，他关于这一主题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论文在其去世之后被收集成为一卷，名之为《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该书出版于1945年。

柯林武德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历史哲学所关注的既不是“过去本身”，也不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思考这一本身”，而是“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警句反映了“历史”这一术语当下的两种含义——历史学家所进行的探究以及历史学家所探究的过去的一系列事件）。“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不是死气沉沉的过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活跃于现实生活中的过去”。不过，假如历史学家不能理解一个过去行为背后所隐藏的思想，那么这个过去的行为是无生命的，也就是说，对历史学家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一切历史是思想史”，“历史就是一个对这种思想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以自己的观念重新加以组织的过程”。历史学家以自己的思考重新构建过去的过程取决于经验证据。但这本身也并不是一个经验的过程，也不能仅仅只是陈述事实而已。恰恰相反，这种重构的过程支配着事实的选择与解释：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使事实成为历史事实的过程。奥克肖特教授说，“历史是历史学家的经验”，这种看法接近柯林武德的观点。“历史不是别人恰恰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编撰历史是制造历史的惟一方。

这类敏锐的批评，尽管也要保留一些严肃的思考，但它毕竟还是揭示了某些曾为人所忽略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