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解冻”的征候开始在苏联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逐渐显现，新的国家领导人敏感地意识到继续维持特殊移民体制已不可能。1950～1953年，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向苏共中央提供了大量的民情分析资料。这些国家权威性机构的负责人均认为继续在国内推行以往的镇压政策已是“危机重重”。如果说，1937～1938年在企业和机关发布关于镇压“人民公敌”的消息还会赢得群众热烈拥护的话，那么，在1950年代初苏联民众的思想状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关于镇压的消息已不会再激起人民的响应，相反大部分群众都会“谨慎地”对待此类事件。苏联领导人已觉察到危机的信号，意识到民众在情绪上的微妙变化。为了稳定政局和赢得民众的支持，他们认为最理性的做法便是不再进行新的镇压，并通过对以前遭镇压人口的大赦、解放和平反等活动来尽可能地挽回民心。
1954～1960年，苏联特殊移民制度难以为继还因为它面临一系列深刻的危机。首先，从1953年起国家基本停止了针对国民的强制性驱逐活动，特殊移民的源头枯竭了。其次，在政治“解冻”的社会环境下继续对几百万合法居民实施警察式的管理方式已显得不合时宜。最后，特殊移民政策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与苏联社会—政治生活的文明进步发生了严重的抵触。另外，当局解放特殊移民还有一个原因。苏联部长会议自认为，特殊移民已在当地扎下了牢固的根基；即使得到了迁居自由，这些人也不会离开移民区，不会破坏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殖民成果”。[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