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和商业建筑鳞次栉比的曼哈顿，摩根大通大厦高耸入云，就像是富丽堂皇、古色古香的中世纪城堡，散发着令人畏惧的寡头气势，同时又不得不令人叫绝和钦佩。

在1912年被《华尔街日报》社论坚称的“货币托拉斯”其实就是J.皮尔庞特·摩根（J. Pierpont Morgan）的别称。摩根是金融家的原型，其形象是美国巨头大亨的典型代表——标准贵族、秃顶、海象式的胡子、硬翻领、领带、挂在前胸处的金表链。作为受大众极度憎恨的对象，他对民众的怒吼泰然自若、漠不关心。而在他自己的世界里，J.P.摩根却是别人眼中的英雄。

摩根银行对股票市场的操作可谓眼花缭乱，表现得冷酷无情，其对“猎物”的态度就是垄断、挤压、吞并。与此同时，摩根还是银行体系稳定性和秩序性的最终保障者，这个男人会让其他银行家陷入痛苦和窘迫。据说，手上拥有绝对砝码的J.P.摩根拥有终止银行体系恐慌的能力，而某些评论家却肯定地说，他还绝对有能力制造一场恐慌。

摩根是美国众多资本操纵者中的一员，其他人物还有洛克菲勒、哈里曼、杜邦等，这些都是美国新世纪的设计者。他们可以看到正在显露的机遇，然后勇敢出击、攫取控制权。不过这并不是一种多么漂亮的战斗，在他们的时代，这些人被谴责是贪婪、利欲熏心和对民生疾苦漠不关心的人。但正是这些人创造了可以统治美国20世纪商业的产业结构，巩固了整个产业领域并将其发展成为庞大的企业组织，诸如标准石油、美国电话电报（AT&T）、美国钢铁和通用汽车。从社会影响来看，这些人是最接近欧洲皇室的美国人。

作为银行家们的银行家，摩根还身披贵族义务的外衣。当美国银行体系陷入恐慌和资金流动困境时，正是摩根在众多银行中组织贷款组合实施援救。摩根及其工作人员会选择对哪些银行施救以及允许哪些银行破产，然后在幸存者那里赢得有限的感激（因为这些银行也会为这场援助付出代价），而在难逃一死者那里遭受恒久的敌意。在高峰期，J.P.摩根的巨大影响力甚至能让美国联邦政府赶来求助，最后摩根同意帮助联邦政府摆脱迫在眉睫的金融灾难。这样的作用自然会让摩根千夫所指，但他却不可替代。

“这种巨大权力集于一身的局面已经在华尔街上持续了15年，”《华尔街日报》社论解释道，“也就是说绝对权威仅集中在75岁高龄的摩根先生一人手中，但这样的权力却绝无可能传承给他的继承人。因为这个男人就没有继承人，在他死后，他的工作要么永远被遗弃，要么就是被世界以其他方式所取代。拿破仑、俾斯麦、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  (1)  和E.H.哈里曼，他们都没有继承人，这些人手中的绝对权威都不会永垂不朽。” 1

这样的评论似乎很有预见性。第二年，也就是1913年，J.P.摩根就与世长辞；1914年11月16日，美联储打开摩根家族的大门，用“其他方式”取代了摩根的地位。摩根个人权威的神秘外衣被美联储悉数继承，同时继承来的还有摩根的贵族使命感。摩根的非正式管理工作在法律的美化下变成美国政府一个神秘机构的非个人正式工作。尽管许多民众会继续谴责美联储所拥有的神秘力量，但从整体来说，谴责一个机构总比谴责一个人难得多。民众的狂怒一旦从与“货币托拉斯”有染的银行家转向一个极少露面的官僚机构，其怒火也就很难会维持得太久。

美联储内部弥漫着一种“家长”态度，就像是“摩根家族”的慈善机构在完成公共使命时感受到的高贵和崇高一样。事实上，摩根家族和美联储在未来几十年内一直都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摩根担保（Morgan Guaranty）甚至是众所周知的非正式“联邦储备银行”。2 他们一个在暗、一个在明，在行动上会永远保持一致。外界对这种排外性的贵族圈怨声载道；可在美联储内部，这却被看做是荣誉的遗赠。

当然，美联储是不会继续像摩根那样为控制私有企业或侵吞利润而不惜野蛮突袭股票市场从而激起民愤的。但美联储一定会继承摩根家族的城堡地位，俯瞰和监督金融大草原。与摩根一样，美联储会利用手中的保护力量和暗含的摧毁力量成为金融界稳定的最终捍卫者，在美联储工作的官员们也和J.P.摩根一样深谙自己的努力将不会受到大众的喜欢。

有时，人类历史上的某些重大决定往往是在错误问题的驱使下和在错误答案的基础上完成的。“货币托拉斯”真的就能控制一切吗？在20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旋涡和无情的企业联合的刺激下，1912年美国人民最关心的就是华尔街已经通过金融垄断紧紧扼住美国经济发展的喉咙。人们需要解释。1912年初，众议院银行小组委员会推出的轰动一时的大审查活动似乎可以让真相初露端倪。这些调查者发现，分布在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的12家银行总共在134家企业占据了746个连锁管理人的位置——铁路、保险、制造、公共设施、贸易公司及其他银行。

这样的牵连是骇人听闻的。在美国公众中间拉响的警报必然也会引起政界的警觉，从而带动美国货币体系的大改革。于是1913年颁布立法，美联储由此诞生。不过从严密的逻辑角度来讲，这样的解决办法并没有回答美国民众围绕“货币托拉斯”产生的不满。无论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策划，总之美联储还是保留了那些最终在表面上交出控制权的银行家曾经拥有的金融权力。人类历史上的某些重大时刻往往都会伴随一系列令人迷惑的目的和意义。

来自得克萨斯的众议员罗伯特·L·亨利是美国国会中仅存的一位真正的平民主义者，他这样概括和总结那场国会调查中显露的证据：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过去5年当中，美国的金融资源已经全部集中到纽约城，到现在为止，他们掌握了全美国超过75%的货币利息，托拉斯中凝聚超过75%的工业企业，几乎笼络全部横跨大洋的大型支柱铁路企业；在这样一种凝聚巨大力量的联合和协议中，想要对抗他们几乎是毫无竞争性可言。”

纽约之外的最大银行——芝加哥大陆银行行长乔治·麦克·雷诺兹在众议员调查小组面前力证自己的清白，然而民众心中的阴谋论却由此得到更加强有力的证实。“现在货币势力已经全部掌握在那12个人手中，我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员而感到愧疚。”雷诺兹忏悔道。然而当J.P.摩根本人受到传唤以证明清白时，他断然拒绝“货币托拉斯”的说法，并指责其是一派胡言。“基督教世界里的所有银行都不能控制货币，”摩根坚称，“这个世界没有‘货币托拉斯’”。

从本质来讲，摩根是对的，或者至少相对民众对其戏剧似的指控来说更接近于现实。与美国民众和国会改革家的想法截然相反，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少数得天独厚的大亨人物会控制美国的货币体系，而是没有人真正去控制货币体系。正如华尔街上的领军银行家意识到的，此时的美国必须弄清楚民众长期以来到底在抵制什么，而答案就是由政府权威介入并可以控制货币和信贷的中央银行。

1900年之后的第一个10年里，随着平民主义起义运动的凋谢，银行家取代农民成为倡导施行货币改革的主流声音。对于悲哀的农民来说，货币问题主要是他们对农产品价格的抱怨，他们的核心不满已经在19世纪90年代末得到些许减缓，当时由于从育空河（加拿大）和南非涌入大量的黄金而造成货币供给的喷涌式增长，从而制造一段物价上升的繁荣期。但货币问题永远都离不开一个内容，即由于货币和信贷的不可变性而引起的银行体系不稳。这是东部焦虑的银行家和中西部勤奋的实业家最关心的问题，也是银行体系必须面临改革的关键。为了造成更大范围的政治影响，这些银行家“拾起”当初西部和南部农民所做的无意义努力，将他们的观点和自己的利益重新融合，最后达成一致。毫无疑问，这些银行家已经忘记几年前由农民起义者强烈建议的“顾及”个人信贷债务理论也曾经遭到他们的公开指责。

20年来，银行体系在周期性的金融地震中摇摇欲坠——1893年、1895年以及1907年的金融恐慌，其中尤以最后一次最为严重，当时甚至就连纽约城内的一家重要银行也宣布破产。每次危机通常都是以农民信贷需求的季节性喷涌开始，遍布全国数以千计的国立乡村银行被迫要持有47个“拥有储备金城市”的较大型银行的储备金存款，然后这些储备银行再被迫持有3个“中央储备金城市”的超大型银行储备金存款（主要是纽约、芝加哥和圣路易斯）。从理论上讲，全国范围的总储备金供给应该十分充足，充足到完全可以供应周期性信贷喷涌所需的资金；但从实际意义上讲，储备金已经被广泛分配且被错误分配在错误的地方，其已变成不能被立即重新投递到急需经济领域的“死钱”。

每到信贷需求激增的秋季，乡村银行都会收回自己在47个储备金城市银行中的储备现金；而为了恢复自己已经空虚的资产负债表，这47个地区银行又必须收回自己在3个中央储备金城市银行中的资金。如果此类农村信贷业务持续激增，那么纽约在更多的储备金供给方面就会面临巨大压力，正如历史学家罗杰·T·约翰逊（Roger T. Johnson）指出的：“这就像是一根鞭子，只需在一端用最小的力就会在另一端产生巨大的震颤。”3

纽约各银行的地下金库里藏着许多财富，从一定程度上讲，摩根和其他银行家完全可以满足不断扩张的信贷需求，或许还能通过提高利率的办法为过热的信贷降温。当面临压力时，他们会组织起遍布美国各地区的信贷组合，调动起散落在各地银行的闲置资金。如果他们有充分的时间，还能从伦敦或巴黎借来更多的欧洲黄金，以满足货币供给的不断扩张和美国各银行需要的再次信贷资金。

当所有这些应急费用都没有到账时，恐慌也就来临。纽约会开始对接下来发生的信贷诉求说“不”，美国各地区会开始出现银行倒闭风潮，因为这些银行无法兑现信贷承诺或满足储户撤出存款的要求。一旦倒闭之风开始蔓延，各地区储户就会陷入恐慌，他们会纷纷涌入银行要求收回自己的存款。这样的“涌入”会让危机加倍，通常会彻底推倒那些一时无法提供现金以满足这些活期储蓄储户要求的金融机构。随着这股倒闭热潮在银行体系内的“飞流直下”，众多小型银行甚至是中型银行几乎会毫无预警地纷纷倒下，许多无辜的人会失去自己的储蓄；没有了信贷，常规商业行为也会陷入冰冻。而伴随这场货币危机而来的，还有更深刻的经济衰退和物价崩溃以及金融市场的“粉身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