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的“篡权之嫌”首次得到一群最意想不到的美国人的捍卫和拥护，他们不是接受过权威大学教育的正统经济学家，也不是华尔街上的重要银行家，更不是由选举产生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领导人，首次表达有关货币和信贷的现代思维的竟是一群普通的美国人——吃苦耐劳、极端贫困、受教育不多、拖家带口以及前途惨淡的男人和女人们。在体面高雅的理论面前，这些人被视为落后和危险的代表，是容易迸发出不道德思想的“乡巴佬”。然而恰恰相反，正是这些并不复杂的普通人团结起来凝聚形成了自己的智慧，创造了自己对美国政治的看法。美国历史上这次极具颠覆意义的运动说明了即使是平民主义领袖成功地对美联储实施了打击，但他们的人民群众最终却只能“倒戈投降”。

运动起源于1877年得克萨斯的兰帕瑟斯县，一群濒临绝望的农民组成“骑士联盟”，旨在“更迅速地武装自己”，以抵抗日益迫近的大规模摧毁，当时“农产品价格急剧收缩，农民的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工业资本家手中，眼见世代农民终将沦为土地的奴隶”。这个组织很快就被更名为“农民联盟”，虽是初建，但其思想和行动却迅速在美国蔓延。不到几年时间，得克萨斯就诞生了近120个联盟组织，并极力展开“游行演讲”，以解释美国经济现状，提出解决办法。截至1887年，这场始于得克萨斯的运动已经向北延伸至达科塔州，向东延伸至卡罗来纳州，加入联盟的成员也从南部的棉农扩展到中西部的粮农。

1890年，这场运动已经升级为轰轰烈烈的全国性运动，他们选举出自己的国会议员和州长，举行大型集会宣扬代表农民利益的深远诉求。作为平民党纲的原型，这些诉求成为横跨美国50年政治改革的源头：进步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联邦政府对铁路、通讯其他工业巨头的调控、劳工协会的合法化、保证农民利益的政府物价稳控和信贷制度改革。然而为农民套上枷锁并激发他们团结起来发动政治起义的核心因素正是货币。

这场短暂且自发的平民运动与美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大型运动都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其推进真正民主的到来。这是一场粗野但却极富创造力的政治运动，这些普通平民选择了可以代表自己利益的“吵闹的”领导人，巧妙地躲过了权威思想的侵扰，不惧强大利益集团和机构的既定等级制度。历史学家劳伦斯·古德温（Lawrence Goodwyn）在其巨著《民主承诺：美国历史上的平民党人时刻》（Democratic Promise: The Populist Moment in America）中成功捕捉到平民主义的精髓和核心并成功参透平民主义的抱负和雄心。他说道：

“这场农民起义先是谨慎地开始于‘家庭会议’，每天黎明时分的早饭时间，10名到20名联盟成员汇聚在一起，或者也可能是包括联盟成员家人在内的上百人，直到最后发展为极庞大的规模。长长的手推车队伍，车上遍插联盟旗帜，绵延几英里，长途跋涉赶到规模更为庞大的联盟露营地，那里会有5000名、10000名甚至20000名男女在专心聆听并热烈讨论这些代表自己利益的联盟方案。听着露营地演讲者的演讲，这些越来越有信心的农民充当先锋，创造了一种用于描述‘货币托拉斯’、金本位和国家私人银行体系的新政治语言，而所有这些都是涉及农民利益的联动体系。

“美国的民主文化到底是如何被创造的？显然就是以这种毫无想象力但又极其强大的方式。当一个农民家庭的手推车在7月4日‘联盟日’这天翻过崇山峻岭赶往露营地的途中，回头一看后面还会有上千辆其他家庭的手推车沿路赶来，正是这种‘联盟就是人与人团结起来’的思想造就了美国向民主转变的可能。”

这些辛苦的农民被聚集在一起；更具体地说，他们是被玉米、小麦和棉花的价格聚集在一起。年复一年，农产品价格日趋低落，这极大摧毁了农民辛苦一年的果实。1866年，小麦价格是每蒲式耳 (1)  2.06美元，10年后变成了每蒲式耳1美元，80年代又跌落到80美分，90年代时又变成60美分，而达科塔州的农民竟然会以35美分的低价售出自己的手里的小麦。1866年的玉米价格是每蒲式耳66美分，30年后就变成不到30美分，堪萨斯的玉米价格竟然会低到每蒲式耳10美分，棉花价格也一路下滑。农产品价格的低迷无疑是高利率造成的，而二者皆起因于同一个事实，那就是货币的短缺。

30年来，基本商品的售价在持续下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经济紧缩期”。成千上万本来已经举步维艰的农民家庭被迫陷入更为严重的贫困之中，许多人不得不向自己与生俱来的美国身份低头——他们注定是一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只有土地才是意味着能过上自给自足生活和成为不辞辛劳的自耕农的可见资产。岁月在增长，可价格却在回落，他们的土地和劳动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为了重新投入下一轮耕作，他们不得不通过借高利贷购买种子和工具，可到了收获季节，农产品价格却更加低迷，他们因此没有能力偿还债务。可为了维持耕作，他们只能借入更多的钱。最终当债务变得越来越“势不可挡”时，农民只好将土地抵押给债权人，就像是因食利者手中积累越来越多的土地而濒临绝境的法国农民一样，而这个清算、合并的过程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老规矩。

作为社会仲裁者，19世纪末期的通货紧缩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通货膨胀是完全对立的。通货膨胀破坏的是收入稳定的家庭，因其会侵蚀这些家庭日益积累的金融资产；但通货膨胀同样也会起到广泛分配财富的作用，即允许广泛的中产阶级用贬值的美元借贷和还款，从而享受到更高的生活水平，获得更大的净利润。通货紧缩则完全相反，任何拥有金融资产的人都会自动享受到更多的财富，因为物价在下降。他们的美元资产可以买到更多的实际商品，他们积累的资本价值也会稳步上升。然而存款不多或没有存款的普通人以及依靠自己的劳动力生活和还贷的债务人却眼见自己的收入在缩水，他们肩上的实际债务负担在增加。美国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对此种结果直言不讳的宿命论表达：“富人越富，穷人越穷。”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不管政治语言如何发生改变，货币问题都无可避免地成为政治选择的基本原则。有关对“硬通货”和“软通货”、价格上涨或下降、通货膨胀VS通货紧缩的讨论无非就是对哪个阶层会遭受损失（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的讨论，即是将积累的金融财富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还是仍然要靠“额头上的汗水”辛苦维持生计的人。无需惊讶，美国政治渴望的是这二者之间的黄金平均值，即一个被称为“价格稳定”的微妙的中立地位，价格既不上升也不下降，或者并不以一个阶层的损失作为另一个阶层获益的代价。这种稳定货币的理念被历届美国政治领导人“高高悬在头上”，无论其出身于哪个政党或哪种意识信仰。然而，中立货币却很少能在现实中实现。

20世纪80年代肩扛“农场主联盟”大旗的普通美国人深谙这种隐含的意义。自以为接受良好教育、积极进步和对错综复杂的经济术语颇为熟悉的现代美国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100年前过着简单农耕生活的祖先在各个方面都不如自己先进和聪明。然而货币政治却是一个重要的令人深觉讽刺的例外。19世纪的美国人非常熟悉货币政策所隐含的政治意义，并且在美国民间争论得颇为激烈，丝毫没有受到现代经济面纱的阻挡，普通人对错综复杂的货币和信贷有着自己的观点。可到了20世纪，这些话题反而成为只有专家才关心的事。至少从这一点来看，现代美国人要比他们的祖先愚昧无知得多。

在北美大草原上，许多联盟露营地的演讲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演说家们正向专心致志的听众们解释毁坏他们生活的根源正是金本位和私人银行体系强迫执行那些苛刻的条款。货币问题真正起源于美国内战时期，与各位前任总统和王朝君主一样，亚伯拉罕·林肯为了取得战争胜利和维持联邦政府，不得不抛弃正统的“稳定货币”政策。为确保充足贷款，国会为银行票据暂停黄金担保法则。为在财政上支持共和国大军，林肯总共“借入”26亿美元，这足以令后人震惊。即使心中恐惧日甚，这位总统仍然坚持发行近5亿美元无需黄金赎回的纸币，即“绿币”（除政府指令外无需任何担保赎回。因而“不兑换纸币”的创造只需政府的指令就可以完成）。所有这些行动都无疑造成货币供给的扩张和膨胀；果然不出所料，随即美国便发生疯狂的通货膨胀。1861年至1864年，物价飞涨74%，这是继美国独立革命之后爆发的最为迅速的一次通胀高峰。这段时期对于美国农民来说是最为富裕的一年（仅为取得胜利的北方农民），也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在“便宜”货币的资助以及战争物资极度紧缺的背景下，一大批新兴工业中心城市迅速崛起。

阿波马托克斯 (2)  战役之后，美国货币制度重回正轨，农民渐渐开始发现之前的金融优势永久地变成了金融劣势。尽管中西部农民将选票投给了共和党，但这个刚刚掌握政权的政党却听从东部金融家的建议，宣布立即恢复“稳定货币”政策。林肯的“绿币”逐渐退出美国的货币流通，并且没有任何替代物取代它们。金本位重新诉诸所有货币。更糟糕的是，黄金与货币价值兑换的恢复采用的是战前的初始水平，即1盎司黄金重新回到20美元的兑换价。这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彻底结束，而物价也将无可避免地回落到战前水平。事实上，货币供给又缩水到战前的初始状态，也就是说“更加坚挺”的美元会让那些持有美元的人购买到更多的商品。

这种状况持续几年才得以彻底实现，但却一直在切实发生：截至1884年，美国物价水平实际回落到1860年的水平，之后继续下滑。当时作为生产者的常规行为就是，农民必须试图通过不断生产出更多的小麦、玉米和棉花以弥补农产品价格回落造成的损失，然而这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新的农业机械化使农产品产量提高变得可能，但过多的商品供给进一步拉低了粮食价格，甚至比战前水平更低，小型农民在信贷需求方面变成更加脆弱的受害者。促成平民党起义的其中一个盲目假设就是：如果林肯还活着，他是不会让农民遭遇如此悲惨的境遇。1

无论有着怎样的优点，金本位都不能保证价格的稳定。与拥护者长期坚守的理论截然相反，金本位制度下的价格稳定实际上是少见且暂时的，通常不会超过2年。这一点已经得到历史记录的证明，但倡导金本位是治愈通货膨胀的唯一手段的现代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却一直在坚守对过去真实经历的扭曲幻象。一般来说，他们认为19世纪是一段极为平静和幸福的时期，经济秩序良好，物价稳定，而这正是黄金对货币价值“扎实稳控”的结果。相反，他们对20世纪的通货膨胀却存在严重偏见，他们认为正是美联储授意纸币发行和不再以黄金标准担保货币的实际价值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金本位拥护者指出，美国1800年的价格水平与100年后的几乎完全相同，直到金本位被彻底抛弃。然而这个观点却遗漏了两种情况之间的美国价格状况，因此这种结论虽然勉强有些道理，但实际上却是愚蠢至极，其无异于是在说一架飞机之所能在地面上滑翔是因为飞机起飞和降落的地点终归是地平面。

事实上，整个19世纪美国物价的上涨和下落都很剧烈，除偶有例外，金本位的作用其实并不大。一系列战争打破了黄金兑换戒律，中断了信贷扩张，导致通货膨胀爆发，这些都与黄金本身并无太大关联。2 金本位的作用就是最终让物价重新下降，制造美国的灾难和混乱，而非政治的和平（参见附录A）。实际上，美国最长一段时间的物价稳定是发生在美国最狂躁的历史时期，即1885年至1893年，当时美国农民被迫铤而走险发动政治起义，初出茅庐的劳工运动正为保护工人的工资而艰苦奋斗。价格指数维持了整整9年的有条不紊，但农产品价格却在其他商品价格稳中有升的环境下持续下降。这种骚动的局面如果只是从抽象的统计数字去衡量，那么看上去的确是一种经济稳定（而且还只能依靠遥远的后知后觉）。3

美国货币的不稳定是一种典型现象，但并非历史错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运行周期早在美国出现之前就在整个世界商业环境中循环往复，它们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无论流通的货币是黄金、白银、铜币，还是各种金属的混合品；通货膨胀总是要定期发生，无论货币是在政府的操纵下还是在私有市场力量的控制下，也无论是否有中央银行的介入。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其有关资本主义崛起的史诗性编年史著作中这样描述黄金和白银之间持续存在的竞争性以及跨越全球和千年的价格不稳定性：

它们的产量很不规律，且永远都不会绝对固定。受环境的影响，这二者中肯定有一种要比另外一种相对高产，那么随着产量滞缓一方的逐渐增多，局势又会出现逆转，如此往复。这会造成货币兑换市场的混乱和灾难，从而构成货币社会及政治制度缓慢但却强烈动荡不安的特征……

古代理论家倾向于将同等重量的黄金和白银按1∶12兑换比例计算，而这在15世纪至18世纪时显然不能作为统一标准使用，当时这个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二者之间也远超所谓的“自然”关系。从长远来看，天平有时会偶尔倾向于其中一种金属，但有时也会偏向另外一方……13世纪至16世纪的白银价格就大幅度上涨，直到大约1550年时才停止。虽然说法有些“变形”，但我们只能说当时是“黄金通胀”时代，并且还维持了几个世纪。

事实上，布罗代尔对前现代资本主义时期包罗万象、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可以证明20世纪美国出现的货币问题并不新鲜。至少整整6个世纪以来，欧洲大陆日益成熟的资本主义体系同样一直在与同一个问题努力抗争，即货币供给的不稳：反复出现的货币贬值，商业城市与国家间外汇兑换的不均衡，货币稀缺造成的经济衰退，货币过多造成的经济繁荣。16世纪，法国经历整整一个世纪超过600%的价格通货膨胀（大致相当于美国持续超过40年的通货膨胀）。1570年那不勒斯城的国库里存有70万达克特，到了1751年就上涨到1800万达克特，这种货币的超大储备整整超过实际商业需求量的4倍。如果不能“花掉”这些钱，那么剩余货币就会变成可用实物——银表、鼻烟壶、烛台、餐叉、餐匙、杯子和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