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做任何事情总有两个理由：

一个好的理由和一个真正的理由。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1901年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写了一本革命小册子《怎么办？》。他的目的是为建立作为人民先锋队的共产主义政党辩护。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他字面上提出来的这个问题而不是发问的理由；同样地，我们也对他三年后作答的那本书的书名《进一步，退两步》很感兴趣（其实语境完全不一样，不过还是挺合适的）。政治和商业的现实世界经常采取进一步退两步的方法来回应问题，导致眼前问题的解决毫无进展。领导人处理问题的方法一直是、也应该是裹足不前。这是使他们迄今为止一直能够攫取和控制资源的既有规则。贸然采取新的从政方式可能只会升高一名领导人被推翻的风险。

在经过了前面9章对政治现象愤世嫉俗的——但恐怕是准确的——描述之后，是时候终于要面对列宁的第一个问题：怎么办？我们希望在了解了有关统治术的各种教训之后，我们能够提出一个比列宁好得多且更民主的答案。

人们说“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是一个困难的任务”，这话已经算相当保守。如果不是很困难的话，世界早该有进步，无数人生活于其中的悲惨境遇也早该被改变了。当股民们倾家荡产的时候CEO们照样肥得流油的局面早该成为历史了。然而，变革的一个固有问题在于：改善一个群体的生活通常意味着至少有一个他人的境遇会恶化，如果变革真的要解决人民的问题，这个他人可能就是一位领导人。如果因为变革而利益遭到损害的是一位统治者或CEO——首先发起变革的必须得是他——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变革绝对不会发生。

本书一开始我们说过，我们聚焦的是实然而不是应然的问题。现在我们应该讨论一下有关应然的问题了。为此，我们想提出一些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永远不要让对完美的追求阻碍我们做出小的改善。对于一个完美世界的各种乌托邦梦想说来说去无非还是乌托邦。幻想为所有人打造一个完美世界纯粹是浪费时间，它是个借口，用来逃避做能够改善很多人生活的艰苦工作。

让世界变得对每一个人都很完美是绝不可能的。每个人不可能想要同样的东西。想想看对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不可或缺者这政治生活的三个维度来说，什么东西对他们有利：对领导人及其核心支持者有利的东西几乎从来不曾对其他人也有利。如果他们全部具有共同的需要那么世界上就不会存在痛苦不幸。因此，就算我们试图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也受制于政治现实的原则。一个解决方案除非确实可以被落实，否则就不能叫做解决方案。能做的事情必须满足实施变革所需的每个人的需要。一厢情愿于事无补，完美的解决方案不是我们的目标，也不应该成为任何用意良好的人们的目标。国家治理或公司治理当中哪怕是很微小的改善都可能会导致潜在千百万人民或股民福利的重大改善。

解决问题的法则

无论我们关注的是上市公司股民的福利还是民主国家公民的生活质量，亦或是生活在压迫性的、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数十亿人民的生活条件，为了改善世界，有一些共同的原则要遵守。在我们处理涉及解决特定地方特定问题的相关细节之前，必须将这些共性讲明白。

如果说本书前面章节教会了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对人们的动机要保持怀疑。诉诸意识形态原则和人权通常都是幌子。J·P·摩根说得很对：人们总能找到某种原则性的说辞去为任何立场特别是自己的利益进行辩护。对于某些海外国家，美国政府会支持那里的抗议活动并声称支持那里的人民决定自身命运的意愿，这是美国总统面对诸如乌戈·查韦斯的委内瑞拉时的惯用说辞。对另一些国家美国则会呼吁维持稳定，比如像巴林或沙特阿拉伯的人民试图推翻本国亲美或与美国有盟友关系的政府时，美国就会搬出这一原则。自由和稳定都是原则性的立场（好的理由），而我们会基于是否喜欢一国现任领导人而选择性地表达这些立场（真正的理由）。当我们设计世界之病的治疗方案时，最关键的第一步是先搞清楚主人公需要什么以及不同的政策和变革会如何影响他们的利益。把人们表面上的话当真的改革者会很快发现改革走进了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