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末的美国人来说，工厂的频繁倒闭和工人的被迫失业似乎是天经地义。劳动者会恳求缓期执行对自己的“死刑”，或者对自己的命运发出强烈不满，但却很少有人会质疑造成如此混乱的更广义上的逻辑。这就是私人财产的先天权力所在，资产所有者和企业管理人必须有权将自己的生产力工具撤出经济行为，关闭店铺，遣散工人，直到商业状况好转。

控制和支配商业经济的某些原则需要这些人这样做。劳伦斯·库德罗曾经这样向白宫同僚解释道：“商业状况的核心永远都是利润前景。当成本的增加与价格通货膨胀引起的利润困境相结合时，生产和就业就必然会受到削减。”1

早期托斯丹·凡勃伦将这种行为称为“阴谋破坏的合法权”。所谓“阴谋破坏”，即指企业管理人必须偶尔自愿地破坏经济行为的自由流动，目的就是让自己的投资资本维持最大限度的净利润。凡勃伦认为，有关管理问题的核心永远都是供给，即有必要限制商品或服务的产量并得以使供给不会超过市场需求，从而避免价格和利润的下滑。当购买者的自愿性需求下降、过剩存货积压时，管理人或许首先要做的就是降低物价以刺激销售。一旦这个办法也没有效果，他们就会停止生产。

“从健全商业角度来讲，国家的工业力量不可能做到充分运行，生产规模也自然不可能完全满足国家需要，”凡勃伦解释道，“因为生产的自由运行对于商业来说无疑具有灾难性……”2

“阴谋破坏”一词是凡勃伦从“摇摆者”（Wobblies）运动中借用而来，这是一场发生在与凡勃伦同时代的激进劳工运动，旨在反对经济正统论，但最终却以更为保守的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的创立而黯然收场。事实上，传统的贸易联合会会接受对自身供给限制的原则，其展开长期政治斗争的核心目标是让工人获得同样的权力。获得独立的自耕农意识到他们也必须联合起来保护自己免受市场供需的破坏性震荡。20世纪20年代，当凡勃伦出版最后几部论著时，这些重要的活动团体还依然极易受周期性灾难的攻击，因为他们都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生产商品的供给，包括劳动力和农产品。

新政期间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意欲克服这些弱点。联邦农业改革项目会控制农产品生产、土地面积和保障农产品价格，从而稳定农业市场。在这些改革成果的影响下，农民个人将不会遭受因玉米或棉花的供过于求而价格暴跌带来的影响（石油工业也赢得类似的保护性立法，从而限制石油供给）。同样，劳工联合会也被准许拥有控制工厂工作岗位的法定权利，即如果工人对工资状况不满，联合会就会通过号召罢工的方式在整体上使劳动力撤出经济行为。凡勃伦认为这两次改革与企业管理人自愿关闭工厂的行为在原则上没有区别，每个群体都会被赋予“阴谋破坏”生产的权力，而目的就是保护自己的净利润（从民意来看，一个拒绝在田里种棉花的农民或拒绝付出自己劳动力的罢工工人，其似乎要比一家关闭工厂的企业更没有道德）。

这些基本事实与1981年到1982年的美国经济衰退尤其相关，因为截至20世纪80年代，旨在保护劳动力和农业利益的新政改革已经失去其自身效果。二战后的几十年当中，针对供给的控制手段已经大大强化了各大主要劳工联合会在“工资方面讨价还价”的权力，并成功抬升了农产品的价格。然而几年来这两种改革体系已经逐渐陷入飘摇，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是通货膨胀。

农产品价格的稳步提升给农民提供一个极大的诱因，即不顾政府一再限制土地面积而扩大生产，即在同样的土地规模上生产出越来越多的粮食、玉米和棉花。这种供给限制会鼓励资金密集型农业生产方式的产生，即亩产量提高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不顾政府限制的美国农民制造出数量惊人的农产品，从而陷入令人为难的过剩局面（如果全球市场不能及时吸收这些过剩产品，那么重担就要落在美国政府身上）。在这个过程中，农民让自己产生越来越多的运行性债务，即每年借入资金用于偿还购买实现高产量所必需的大量农用设备、化肥和杀虫剂的开支。即使一个拥有中等土地规模的农民，也要向银行支付50万美元的循环债务，以维持自己几百英亩土地的运行。资金密集型农业需要的是庞大债务，也就是由价格通货膨胀才能缓解的负担。1982年价格回落，由农业债务支撑的农产品价值发生贬值，收入和抵押品价值缩水，取消农业抵押品赎回权的“行动”正式开始。

与此同时，劳工联合会也会失去自己对工作岗位的控制权。面对自身成本困境和利润困境的企业发现一种方法，可以逃避隶属工会的工人对工资展开的诉求，即只需让自己的工厂脱离联合会。首先，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从北部工业区转移至开发尚不充分的南方地区，那里的工人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更低的工资且可以没有联合会的保护；其次，工作岗位在世界范围内则会向海外低工资国家流入。在美国1981年至1982年经济衰退期间，大量工厂倒闭，联合会权力也日益减弱。许多美国工厂甚至再也没有开过张，因为管理人已经下定决心，此时正是他们在其他地方寻找更便宜劳动力的时机。

正如凡勃伦所说，企业管理人并不是完全可以自由选择。一个多愁善感的CEO会尤其留心因失业而导致的人性伤害，会在一定时间内推迟关闭工厂，但最终他的好心和善良都会受到惩罚。迟早，股东（即凡勃伦口中的“缺席所有人”）会看到CEO的行为会牺牲公司的净利润（以及股东的红利），而目的却是维护工人的饭碗，于是股东会通过倾销股票的方式撤出自己的资本。随着股价的下跌，股东会开始大声抗议寻求新的管理模式。

企业决策还会在私下里受到信贷管理人的监督和约束，即提供资本和运行贷款的银行和经纪人。在许多情况下，重要的银行家本身就是大型企业的董事会成员，从而能更近距离地监督自己提供的贷款走向。如果银行不再信任某个企业或不愿再借出更多贷款，这个企业将难逃破产的厄运。

因此，“健全商业”原则在严格纪律信奉者的等级制度下得到维持和强化，即一个从最低级的股票持有人到最高级的信贷体系管理人（美联储）构成的等级制度。企业有必要关心债权人和投资人在净利润上有何要求，银行是企业前景的监督员，同时也引导着企业信贷走向并设定整体信贷扩张规模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不会检查个别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但会密切留意商业行为的增长以及债务、价格、工资和失业率走向。凡勃伦说过，这个体系的极致就是“美联储的保守式盯梢”。

因失去工作而陷入愤怒的工厂工人或许会谴责坐在“总部办公室”里远程操控的高管，或者会谴责无情无义的银行家以及贪婪的“缺席所有人”。如果他们的质疑情绪尤其强烈，可能甚至还会谴责美联储的各位委员。不过无论谴责谁，他们的愤怒都是不得要点，每个层次的决策者都会说他们不过是政治经济学更广义逻辑上的代理人而已，而这种说法完全可以站得住脚。鉴于纯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他们需要做出某些选择。为了这些选择，有人会不得不挑战自身的根本原则，去质疑劳动和资本间互相依赖的关系，去拒绝可见利润可以凌驾于无形人性关爱的先天权力。没有一个农民或劳工联合会愿意去挑战这些固有观念，或是去想象某些可以更加忽视人类苦难的选择。

凡勃伦写道：货币价值的纯利润相对于富有生产力的劳动或人类的生存之道来说是一种更具说服力的现实。无论是人类精神中的最细微变化还是人类生活中的总体物质需求，哪怕是最微小的抵抗力量，都不能导致商业企业行为偏离轨道，即当下合法利润的最大化。

从实际意义来讲，妥协和让步为时已晚。一旦投入“运行”，经济缩水的过程就会一路势如破竹般地滚动向前，压倒并摧毁企业经营和劳动力。近两年来 ，每个月的失业率都在上升，数十万人失去自己的工作。最后，整个国家的失业率达到经济衰退后的历史高度——10.8%。

位于纽约霍斯黑兹的大西洋-太平洋食品加工厂（A&P）是全球最大的食品企业，如今已关闭大门，遣散1100名工人回家。美国防水公司（GAF Corporation）已经关闭从新泽西到加利福尼亚的13家屋顶防水工厂，遣散1800名雇佣工人。北卡罗来纳的威格牛仔（Wrangler）已经停止生产牛仔裤，320名牛仔裤工人失去工作。德士古炼油（Texaco）解雇了其位于塔尔萨炼油厂的304名工人。福特汽车则在洛兰的装备工厂又遣散了2250名工人。俄亥俄州的通用轮胎（General Tire）在阿克伦解雇了另外1500名员工。就这样，企业倒闭的现象一直在持续。3

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工人和自己所属的联合会共同发出抗议，试图做出最后的妥协和让步；一些小企业所有人为能保证自己的店铺继续运营也极尽一切之所能。然而这样的抵抗毫无意义，这也正是清算过程如何产生作用的意义所在。安德鲁·梅隆曾在1930年一针见血地描述这种过程：“劳动力遭到清算，股票遭到清算，农民遭到清算，房地产遭到清算。” 与梅隆同时代的托斯丹·凡勃伦则是从不同角度加以阐释：这就是“滥杀无辜”。

1982年12月，清算达到顶峰。1200万美国人失业，其中只有440万人得到失业保险金。另外还有400万至500万失业人口没有进入官方统计，原因是他们不再寄希望于当地的失业人口管理办公室会帮助他们积极寻求工作。另外还有一大批人只是在经济紧缩的条件下从事兼职工作。这些人加在一起总共形成2000万美国失业劳动力，这足以令美国陷入混乱。

处于闲置状态的失业人口同样会产生作用。借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他们会构成“失业人口储备军”，即一个对于仍有工作且工资收入同样不稳的人具有警示作用的可见力量。过剩劳动力的持续存在是通货紧缩过程的核心，企业首先要通过削减工资的方式来削减成本，从而在不必提高物价的情况下维持利润差额。

“人们不会有意提及，”纽约储备银行的安东尼·所罗门说道，“但已经很明显。你必须对工资做出某些下降性调整。如果不对劳动力和其他成本做出调整，就别想获得弹性物价。”